电影《刺猬》改编自郑执创作的短篇小说《仙症》。影片对原著的两处重要改编，可以说彻底改变了电影的走向和命运。
两处改编熬一碗心灵鸡汤
一是王战团（葛优饰）成为“疯子”的原因。
在小说中，王战团是因为不小心同时得罪了船长、政委两派，被关禁闭后而成为精神病人的。他不愿意“站队”，这意味着他拒绝进入传统的象征秩序，导致其被“正常”的体系或机制所排斥，终于成了“非正常”的人。也就是说，王战团世俗意义上的人生失败，其根源在于真实的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社会秩序之间的隔阂。
而电影里，王战团是因为撞破了船长走私丑闻后被关进船舱的一间小小的储物仓，同时整部影片从头至尾都在极力渲染他对大海、对远方的向往。如果说，小说隐含着对强势话语的批判，那么电影则将其改写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这也使得王战团的人生难题似乎只在于其没能实现自己“游向太平洋”的梦想。
二是周正（王俊凯饰），也就是“我”回归正常生活的方式。
小说里，周正因为在“驱魔除病”的赵老师（任素汐饰）面前“认罪”而治愈了口吃；而电影中，周正选择了报警，赵老师被抓，之后他上高中、考大学、交女友，一步步走向“成功”。
《仙症》的最后一句话是：“许多年后，当我站在凡尔赛皇宫里，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句话是理解小说的关键所在——周正不会被“卡住”，并不是指他从此在生活中就没有障碍，而是指他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当这阵风吹过，周正的自身开始变得虚无，留不住任何实在的感觉。
那么，什么是“实在”的感觉呢？就是王战团真正要做的“自己”，坚持要守护的尊严。简单地说，小说中的“我”（周正）之所以不会被“卡住”，是因为选择了背叛王战团，选择了屈从于赵老师所代表的世俗规训。“我”治愈了口吃，是因为“我”学会了一种策略，学会了如何去适应现实，不再有说不清“真我”的困扰。
进而言之，《仙症》和《刺猬》在对“治愈”的理解上选择了分道扬镳。当电影将“愿大家都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句话赫然打在片尾的大银幕上，也就彻底转换了小说的精神内核，将其犀利的批判锋芒转化为世俗意义上的心灵鸡汤——我们都应该和电影里的王战团、周正一样，不要放弃对理想、梦想的追求。
抽离历史促一桩父子和解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电影为何会花费大量笔墨，试图补全、丰富周正父亲的人物性格。《仙症》中，“我”患有严重的口吃，父母根本不考虑“我”的心理感受，用各种离奇的方式展开治疗，“舌根被人用通电的钳子烫糊过，喝过用蝼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满碎石子读拼音表，一碗一碗吐黑血”。这些情节在电影中也有所表现，但在影片末尾，主创又着力描绘了父亲默默关心儿子的一面，试图将其塑造成“刀子嘴、豆腐心”的温情严父形象。甚至，在影片收尾处，还借用为周正的儿子起名“阳阳”的机会，完成了父子之间的和解。
然而，在以郑执、双雪涛等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中，子一代受到的伤害，归根结底来自于父母的身份缺失与无所适从——父亲千方百计要治愈“我”的口吃，不是因为电影中所表现的怕“丢脸”，而是为了让“我”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就像父辈不知如何才能回归到下岗前的平常日子一样。
换言之，历史从来就不仅仅属于“我”。电影中周正说出的“我不原谅”，更像是在表达对所谓原生家庭的不满。这或许更符合当下社交媒体上“热点话题”的设置，却完全失去了原作小说的历史意义，而脱离了历史的和解，自然是虚弱无力的。
为了“流量”试一把投机取巧
有意思的是，《刺猬》的编剧之一就是小说作者郑执本人，因此这一系列改编可能造成的影响他当然心知肚明。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这样的改编策略被认为更符合当下的市场需求——拒绝晦涩、深刻，追求通俗、易懂，拥抱热点。于是，作为时代寓言的《仙症》就彻头彻尾地被改造成了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青春成长故事。
在今年的电影《被我弄丢的你》中，郑执就已经做了一次类似尝试：把小说中非常现实、骨感的婚姻七年之痒、夫妻中年危机改造成了“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恋爱》，一种近乎无病呻吟的“青春伤痛”。但票房和口碑的双双失利似乎也已经给出了答案：观众对“投机取巧”的电影改编方式并不买账。
事实上，无论是郑执，还是双雪涛、班宇，都曾直截了当地表达过对“卖惨”的反感，认定“苦难焦虑症”式的写作只会造成现实感与精神力的双向衰减，阻塞对历史本相的探寻。如果细读他们的小说，就不难发现，很多主角都身处底层,又遭逢相当密集的命运打击,可以算是苦难书写的理想材料。但这些东北青年作家却无意加入模式化合唱，他们让生存的痛楚在笔下持续积累,却始终保持着恰如其分的平衡。
纵观与他们有关的影视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就是班宇担任文学策划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剧中的王响和《刺猬》中的王战团一样，好人一生坎坷，经历过太多苦难，但电视剧并没有放大、渲染王响的悲情和不幸，反而用平视的笔调展现出了他的人格尊严，这也正是该作品能够得到广大观众认可的根本原因。
然而，《刺猬》却大费周折，试图用种种细节表现王战团作为父亲的苦情一面。比如，他和周正坐在城市的高处，默默地为女儿送出新婚祝福；又比如，儿子不幸去世后，他又把火化炉冒出的烟雾收进自己的心底。这些情节在葛优出色表演的加持下，确实很感人，但也模糊了《仙症》的真正焦点，失去了文学激动人心、导向救赎的精神能量。
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郑执可以在小说中用冷静的笔调呈现生活原生态的样貌，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但一进入电影市场，就会不由自主地沉迷于用苦情、煽情、温情来吸引观众？这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了我们，或许当下电影市场正陷在某种“流量密码”中不能自拔，这也导致了国产电影正不断趋向单一化、同质化？即使导演是顾长卫，编剧是郑执，也不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