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回拨30年。少年放学后，溜进录像厅，总能随着银幕上的热血男儿心潮澎湃……散场后，走在夕阳余晖下，涌出的眼泪杂糅着感动和勇气。昔日少年成了父亲，越来越很难再看到触动自己的男性角色，不免唏嘘：
40年间，内地影视作品里，一条脉络隐约可见——男性形象从个性鲜活到面目模糊，从爱憎分明到虚与委蛇，“血性值”一路稀释，渐成稀缺品。
影视早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商品，消耗的不再是感动，而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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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刚去世的导演黄蜀芹，在40年前与谢晋联合执导了《牧马人》。这部为“右派”作传的电影，可谓开风气之先。
男主角许灵均，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拒绝了美国回来的爹，放弃巨额遗产，回到大草原与妻儿重聚。虽然有时代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整部电影散发着极强的人性色彩，让男主的人格魅力跃然于银幕。
2019年，这部《牧马人》又突然翻火，有观众留下评论：年长者看到的是现实，90后看到的是理想，因为这是我们太缺少的一种东西——纯粹的理想主义。
我们越迷恋的，正是我们所稀缺的。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之下，所有东西都更稀缺。但好在，压抑太久的创作热情如井喷如泄洪般爆发。
那是建国后最包容的年代，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悉数开花结果：《芙蓉镇》（古华）、《红高粱家族》（莫言）、《浮躁》（贾平凹）、《雪城》（梁晓声），包括《牧马人》的原作《灵与肉》（张贤亮）……还有最近被新东方董宇辉老师读了六遍依旧热泪盈眶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等等。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底色。
文学上的成就，给第五代导演们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源泉，这才有了银幕上的热血喷张。
《红高粱》里余占鳌的血性、罗汉大爷的勇敢、我奶奶的不屈……莫言生猛的基调，奠定了初试啼声就一鸣惊人的张艺谋。
1987年，张艺谋导演姜文主演的《红高粱》面世，对土地生命力和男人原始血性的不吝褒扬，简直发挥到恣肆汪洋、摧枯拉朽的地步。一经推出，就在隔年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杯，这是华语世界首夺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
再看2014年郑晓龙导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只见荷尔蒙不见血性。篇幅容量增大的剧版《红高粱》，加入并突出九儿与余占鳌的情感纠葛，还增加了余占鳌作为土匪抗日的另一条次主线后，一切都变了。
原著和影版突出的是战争环境下的人性光芒，而在电视剧里，这一切都让位于爱情这条绝对主线。
这是当下电视剧追求播放量的大众文化艺术作品之殇，也是《红高粱》的悲哀。爱与恨、情与仇、征服与被征服的权衡中，以肉身为战的血性呢？没了。
张艺谋拍摄《红高粱》时，可曾有市场考虑？不必。无需。创作者只对作品负责，才不会违背和丧失小说的精华：血性。
到90年代改革开放正酣之际，市场经济迅速扩张，精神世界却仍能肆意奔放。
《霸王别姬》（1993年），主角程蝶衣，虽然是旦角，戏里男扮女装，台下也略显柔美，但与20多年后广电总局批评的“娘炮”完全不同，个性极其刚烈，最后自刎殉情，可歌可泣。不疯魔不成活，不能说不“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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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男演员里，最值得说道的是姜文。
他饰演的历代角色，也代表着男性形象在随后三四十年的变化趋势。
1987年，《芙蓉镇》、《红高粱》先后推出。姜文一人塑造了秦书田和余占鳌，有着相异文化背景的两个角色，在不同的时空里相遇，但相似的是——个性都极其鲜明。前者隐忍不屈，后者狂野不羁。
知识分子秦书田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回乡，在那个人人喊打的年代，还毅然站出来保护被定性为“资本家新富农”的年轻寡妇胡玉音，在对抗不公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土炮余占鳌的暴烈形象更不用多说，血性与荷尔蒙混杂，成为这四十年来最具血性的男性角色，没有之一。
《芙蓉镇》和《红高粱》之后，姜文显然摸到了创作的脉搏。
1995年，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男主角马小军，虽是少年，但与余占鳌一脉相承。青春懵懂中，完成了“血性”的洗礼。
尾声时，成年马小军与昔日小伙伴叙旧，变成傻子的刘忆苦一句“京骂”，跟《芙蓉镇》结尾变成疯子的王秋赦一声吆喝“运动了运动了”，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疯一傻真正暗合了三四十年后的当下社会特质——“装疯卖傻”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千禧年后，从《鬼子来了》到《让子弹飞》，姜文完成了新世纪头十年的最强击。其中的男主角，从马大三到张麻子，从糊涂的善良到亦正亦邪，不能说个性不鲜明，但已然少了那一腔真挚的热血。
2010年后，从《一步之遥》到《邪不压正》，从马走日到蓝青峰，男主角开始面目模糊，娱乐功能明显提升，但欠缺灼烧感，更与“社会面”无法接轨。
在姜文极其少有的电视剧作品里，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算是内地剧集里非常有性格的男性角色，他的“美漂”生涯，几乎影响了一代人对于美国的看法。同样是美漂，20年后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显得像是“童话”般不真实。
以姜文一例，即可看出男性影视形象的变化，已然从血气方刚、个性鲜明，到亦真亦假可虚可实，再到语焉不详、面目不清。
新世纪，就连皇帝，都蔫了。
世纪之交，尚还有《雍正王朝》《康熙王朝》这种经典帝王剧，唐国强和陈道明演绎的雍正和康熙“别无分号”，戏剧张力十足。
现在，95后、00后只知道《甄嬛传》里的陈建斌，岂知从男性角色的塑造来说，这位皇帝不过是甄嬛上位途中的工具人罢了。
千禧年之后，正如姜文角色“亦正亦邪”的变化，率先让人想起的男性影视形象居然是安嘉和、刘华强和宋思明。
2001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冯远征演绎了很多女性观众一生的噩梦，暴力、阴郁的安嘉和。两年后，《征服》里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完全可以当选“最具魅力反派”。2009年《蜗居》里的宋思明，也是一笔浓墨。
这也很好。有魅力的反派，总比毫无特色的正角来得珍贵。至少，他们也是有血有肉。
冯小刚2001年推出的《大腕》，是其从业以来最具份量的作品，从此便一路朝下。《大腕》中葛优饰演的尤优，精明，却不乏正义感。结尾，精神病院里的男性群像，特别是李成儒的那段表演，简直就是“预言家”化身，极见人性。
直到2010年底的《让子弹飞》，内地影视剧里男性形象的血性色彩，至此成为强弩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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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伤痕文化造就了余占鳌、秦书田；1990年代的血气方刚造就了程蝶衣、马小军；2000年代的反思色彩出现了安嘉和、刘华强和宋思明。
2010年代以后，网络游戏文化、玄幻文学、穿越文学、“小时代”文化等全面侵占的全民娱乐时代呢？
心理学上有“近因效应”，指的是，最新出现的刺激物会促使印象形成更强的心理效果。
按说，最新的作品印象最深刻。
那么，近十多年，有多少让你印象深刻的男性影视角色呢？
男性角色“血性浓度”降解的同时，也开始在影视作品里“适者生存”，更多元的面相被展现出来：型男、美男、阴柔男、妇男、精英男、高知男、智性男……唯独欠缺血性男儿。
资本驾驭的市场，催生了“顶流”，以抹掉真实人性为前提。娱乐产品徒有偶像光环与商业价值，却无关人性、血性。
当然，影视形象的嬗变，也和年龄群体的变化有关。20年前，影视剧观众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眼下，主流的视频平台受众以年轻女性为主。 男性叙事语境往往表现单一的目标和成就，而女性叙事则比较关注人和人际关系。
于是，创作上也就进一步弱化了男性形象的主体意识及其阳刚、睿智与独立的个性特征等等，人见人爱的只剩“小奶狗”。
当然，一切不是绝对。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毫无疑问也展现了不灭的人性，2022年初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也如此。但男性形象仍然欠缺经典性，更何况，这类关照现实的作品毕竟是少数，无法代表这10年的主流。
唏嘘一句题外话：莫言、贾平凹、余华、梁晓声等，40年前是他们扛起文学潮流，40年后，居然还是他们。文本的匮乏，自然也让唇齿相依的影视创作者捉襟见肘。
当下社会，才是影视及各类文化艺术创作的底本。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