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歌手王菊在社交账号发表了一个短视频，跟网友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你对自己的不努力找过的借口”，表示比起外貌姣好、家底殷实、学富五车等外在条件，为实现梦想而付出的不懈努力才是成功的真正秘诀。
在视频的结尾，王菊则用模仿表情包的方式，辟谣了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篇文章当中，关于她姐姐为了送她出道花掉几百万元的爆料，直言“总有些个人在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凭空捏造。”
如果论据已经被证伪，那么由此得出的论点是否还站得住脚？其实在这篇《偶像公司CEO自述：为什么我不愿签穷人的孩子？》当中，这位CEO的商业逻辑同样经不起推敲。
经营策略失败，却不愿承担责任
在自述的开头，这位自称创业六年的上海偶像公司CEO就提出了一个抓人眼球的观点：“他从一开始签人的时候，就不会考虑穷人家的孩子。”。
让他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是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当时是2015年底，国内的偶像产业被看作新的“蓝海”，他利用奖金吸引路人来参加“素人演唱会”，然后投资了一家培训学校，快速拉起一批新人进行选拔，再加上韩国公司和合作伙伴推荐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六人女团。
本着“做好”的想法，他为这个女团单独成立了公司，“3个月投了300多万元”，还开出了让每个成员都持股的优厚条件，第二年就送她们去韩国打榜并且在当地出道。
始料未及的是，某个“自私狭隘”的成员煽动了整个团体，只想赚快钱，最终导致女团和整个公司先后被转让。
这是一个在国内偶像产业野蛮发展历程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故事。而在所谓的“复盘”中，这位CEO一边表示在新人开发、艺人管理、唱跳培训、榜单输出等各个环节都不成熟，一边甩锅给自己选拔出来的素人，进而将矛头指向了所有想成为偶像但家境不好的孩子。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说到底是由于公司和艺人都想赚快钱，都不专业造成的。虽然偶像产业被说成“造星的流水线”，但要真正做好做大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根本不是用几周时间攒起一批素人，七拼八凑做出个团体，训练几个月就可以出道捞钱这么简单。
一家公司如果用急功近利的方式，引来的只会是急功近利的素人，与其一味抱怨素人质量良莠不齐，不如说“物以类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
看似讨论道德风险，实则拜金主义
为了进一步自圆其说，这位CEO又将对家庭条件的歧视拔高到了道德层面，表示“家境好的、不缺钱的，他如果来这行大概率是真的喜欢，想要长远发展。”
作为例子的则是他现在签约的两位男艺人，符合他对艺人的各种期望，不仅家境好，而且意志坚定、目光长远、道德风险低，紧接着还不忘拉踩前段时间因诈骗罪被判入狱的黄智博一脚，将他立为“缺钱”引起的道德风险的典型。
然而演艺圈从始至终没有一条根据家庭人均收入划定出来的“门槛”，比起家境殷实的富家子女入圈逐梦，大家更熟悉的往往是普通人家甚至家境不好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像马天宇、赵丽颖、王俊凯等等。
在逻辑错误当中，最常见的一条就是“以偏概全”，因为例证的可靠程度其实是建立在数量及其分布的范围之上的，想要证明“有钱、没钱直接对应的是艺人见过世面、还是没见过世面”这种观点，不管是通过以前草率签约的六个艺人还是现在盯准家庭条件才签约的两个艺人，恐怕理由都不够充分。
与此同时，他也旗帜鲜明地表示半年之内艺人不能赚钱的话，公司就会选择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他对艺人的规划和运营模式并没有脱开“赚快钱”的思路，更遗憾的是业内跟他一样抱着“万一捡着了”的想法，选择做偶像公司的老板可以说不在少数。
提出“唯家境论”的说辞，还能出现不少赞同的声音，不仅体现的是他们的拜金思想，也在掩饰他们不专业也不想专业，只想把练习生培养搞成富家子弟的兴趣班，靠投机赚钱的目的。因此，他们总想着如何把全方位培养和引导艺人的责任全都推到艺人身上去，避而不谈真正成功、负责任的偶像公司应该如何向艺人提供系统性的训练和发展模式。
艺人家境不是公司缺位的“挡箭牌”
最近，由于黄智博入狱和《青春有你2》训练生申冰退赛的事件，确实引起了网友关于艺人自身家境和道德品质影响到事业的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也反应出了偶像公司从素人甄选到培养过程中的严重缺位现象。
偶像养成是很复杂的系统性过程，比如韩国公司在培养偶像时会有包括形体、音乐、舞蹈、才艺、公众形象塑造等多个方面的严格课程，从选拔、培训到出道更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反之，像这位创业六年的上海偶像公司CEO一样，看到有潜质的新人就签下来，短时间内砸一笔钱，不行就换人，万一哪个人爆火就能大赚一笔，可持续性其实是非常低的。这样大批出现的偶像公司实际上在加重国内偶像行业的无序发展，但它们注定也不会长久。
就如同选拔出道对艺人来说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一样，对于偶像公司实际上也是，市场和时间将会证明，只有真正想和艺人一起走下去的公司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