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引发娱乐圈“补税风波”。
2018年发生了两件震惊行业的大事，一则是由崔永元引发的“补税风波”，二则郭靖宇导演披露了假收视率问题。前者波及整个影视圈，明星、导演、编剧，以及幕后影视公司无一幸免。后者引起行业广泛关注，广电总局宣布调查收视率造假问题。
因崔永元引发的“补税风波”，导致范冰冰补税8个亿。
【补税后续】
一线演员补缴金额平均一亿以上
因崔永元引发的“补税风波”，首当其冲的就是明星群体。近三个月，有关明星补税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比如“多家明星工作室接到补税通知”、“17位艺人被约谈”“某专注影视作品的话题小花补缴1.6亿”“某大花补2亿以上”“某影视综艺多栖发展的综艺常驻男星补税1.4亿”等等，那他们真的补缴税款了吗？
有关明星补税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之前有传闻称“17位艺人被约谈”。
对此，一位经纪人直言不讳的指出：“应该全都补缴了税款，国家政策，谁敢不缴？不缴就面临着曝光的风险，大家以后还是要挣钱的，而且一线演员的补缴金额平均都在一亿以上！”
此外，也有知情人士透露：某夫妻档明星男方补税5亿；某流量小鲜肉补税3亿；某一线喜剧演员补税1亿；某“星二代”演员补税3000万；另外一位上升期男艺人也补税3000万；其他艺人补税金额从几十万到几亿不等，人数众多。
其中，一位凭借谍战戏一炮而红的青年演员，补税4000多万。“因为别的明星都是公司员工去补税，而他主动申报，态度好，加上本人亲自去的，所以4000多万，要不然更多。”知情人说。
在补税关口，明星依旧是大家争抢的“香饽饽”，“有些明星人在这个地方工作，工作室开在其他地方，结果两个地方的税务局都打电话让他们去补税。”上述知情人透露。
另外，“年底也是检验税收成果的时候，一些正规的大型晚会在邀请艺人之前，都会先看艺人有没有补税，补了，才能让他们上节目。”一位业内人士调侃。
一位自称“十八线开外”的女演员无奈的对搜狐娱乐说，她2017年4月份才注册的公司，却被要求补三年内的税，“我三年前还是其他行业的打工仔，我都不知道怎么操作，也没人告诉我怎么操作，现在的公司我都有纳税。”该女演员说，“不像那些大牌明星一年几千上亿的片酬，我一年才几十万，有时候一年连十万都没有，却要我补缴三年的税，赚的都不够补税了。”最后没办法，她只好让会计先以自查自纠没问题报上去。“我不知道哪里需要补缴，查到哪里有问题，我再给补缴吧。”截至搜狐娱乐发稿时，该女演员透露，自己最近打算注销公司了。
影视公司“状况百出”
狂找发票互相拆借资金
继明星补税之后，来自各个园区、税务局的“追缴电话”让心存侥幸的幕后从业者也慌了神，补税——怎么补，补多少？
一位开营销公司的老板向搜狐娱乐透露，一开始他公司所在园区负责人通知年收入500万以下的小规模公司不用补缴，按照新税率执行即可，“11月29日，又通知我们全部都要按照40%的税率补缴。”
编剧L小姐也表示，现在网上传得消息很多，有人说编剧按照20%的税率补缴，也有人说16%、14%，还有人说会给编剧打7折，“没有统一说法，也无官方书面文件，都不知道真假。”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大家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根据自己工作室或公司所在地方的补税要求去补。
据悉上海某地给产业园区统一算了一个税基（应纳税额的基数），然后通知产业园会计去税务局“领任务”，“这个公司50万，那个公司100万，另外一个公司1000万，回来之后按照这个税基乘以税收的公式，就是该公司需要补缴的税款。”上述营销公司老板说。
某影视公司拍一部电视剧就开好几个工作室走账，被通知每个工作室要交20%的税，“彻底慌了！跑去税务局问情况，税务局让他们把成本和利润写出来，但影视剧中的衣服、群演等开支都没有发票，他们急疯了，到处找发票！”
除了找票，更多的人考虑的是怎么找钱。
上述营销公司老板就透露，自己做营销的毛利润一般在15%左右，净利润8%—12%之间，现在突然要补缴40%的税，“我只能去卖房了。”
一位导演也向搜狐娱乐大吐苦水，“导演或编剧的工作室并不只是负责导演或编剧个人的费用，比如导演工作室会给整个导演组发工资，留在导演手上的费用只是一部分。一个编剧工作室下面也会有很多编剧，但现在要求导演工作室的负责人就过去三年的所有收入补税，那他这么多年不就白干了吗？”
据悉在这种情况下，互相讨论怎么催应收账款和互相借钱成了影视从业者近期的主要话题。
而更多的人处在一个——按照税务局要求补，那是一个天文数字；按照自己的金额意思下，税务局不一定认；不补又怕被罚的尴尬处境。于是有些人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多少补了一点”，有些人则以“已按规定交税”的结果上交了自查自纠报告。至于未来如何，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
横店项目开机率锐减90% ！
为保片酬，合同仍做手脚？
“税改”之下，众多业内人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2018年是影视寒冬”这一说法。
“以前一年会有十个项目找我，我从中挑一到两个做，今年只有三个或五个项目找我，其中也有几个直接黄了的。我身边的导演、编剧、演员朋友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感觉今年还蛮闲的。”一位导演说。“影视项目制作率也下降了很多，横店往年这会开机的项目得有一百来个吧，今年可能就十几个。”
导演贾樟柯在微博透露，好几个年轻导演的电影突然遭遇撤资。
导演贾樟柯也在微博上透露，“最近看到好几个年轻导演的电影突然遭遇撤资，各地扶持电影发展的产业税收政策陆续取消，确实让电影困难重重。”
“明星艺人都不敢签合同了，都在等，你现在敲艺人，所有人都告诉你没档期。”某制作人透露，“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税收到底怎么收？不清楚谁敢签合同。二、如果按照目前的税率走，这个税谁来承担？制作公司承担不起，而明星也接受不了从此前的动辄上亿变成如今的税后几千万。他们也不缺钱，那就休息或出去玩，等等再说呗。”此说法得到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印证，“很多流量演员现在都不接戏了，一接片酬就会降。”
“利剑之下”也有顶风作案者，以明星限酬令为例，“限酬以前，不少明星会把一个合同拆分为两个来避税，但两份合同内容都差不多。限酬之后，明星不愿意降薪，而制作公司又想要这位艺人，只能继续在合同上做手脚，把合同拆分的更细致，签合同的主体、事由都不一样，做的更谨慎了。” 一位综艺统筹爆料，“比如一些大公司会有很多小公司，他们就很方便以不同的公司名目去跟同一个艺人签约。”还有一种方式，明面上明星片酬降了，暗地里他们用所谓的“技术入股”，通过后期分红来获得报酬。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带来这四方面的影响：一、直接影响制片成本的提高，以此类推，剧集版权价格要提高，电视台采购价格也要提高，当电视台付不起时，势必导致剧集滞销。二、剧的产量在一定时期内肯定会受到影响。三、投资方因为税收问题也会有一部分退出这个行业。四、一些中小型的公司可能直接在这一轮补税过程中，破产或关门倒闭。
剧集方面，大投资剧可能会有所减少，小成本剧受到青睐。“剧集时间走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单集时间1个小时以上，内容比较完整；另一方面是15分钟以内，小而精，整体特点是集数都不是特别多。”
当然，“税改”也不完全是坏事，最起码在这一轮补税中，“会洗掉很多野鸡公司，能挺过这一关的，基本上都是有实力的公司了。”
【“假收视率”后续】
90%的电视剧仍在买收视率 ？
随着明星逐一补缴税款，影视公司提交自查自纠报告，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公众面前：三个月过去了，假收视率问题得到解决没？
事实上，“90%的电视剧依然在买收视率。”酷云CEO李鹏直言，“几十亿的利益链不可能瞬间就没了，除非司法真正的介入，或出现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例，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威慑作用！”
此说法得到一位制作过多部成熟项目的制片人的印证，“确实还有90%的电视剧在买收视率，因为如果不买，数据会非常难看。就算是老年观众，现在也要打完麻将回来，再去盒子上看剧。”况且，“之前广告商是把70%的广告预算投在电视台上，如今却把80%的预算都投在了网络上，只有20%的预算给了电视台，如果连这点收视率都保障不了的话，那他们广告就真的没法投了。”
知名制片人孟凡耀也表示对当下的收视率环境很失望，“我就不相信收视率！是不是90%的电视剧买收视率已经不重要，大家能这么说，就已经说明了观众对于这个评价系统的不信任。” 况且，“是电视台在操纵这个事情，为了自己台播出效果好，得到广告商承认。”
在“不得不买”的状况下，“假收视率”问题的曝光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改变，但就结果来说，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害怕和谨慎是必然的，”李鹏说，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要有钱，有渠道，这并不是一件难事。所谓的难易变化，仅仅取决于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是否改变，如果行业游戏规则没有改变的话，一次的呐喊，一次的整治，也就只是呐喊和声讨了。”
三个月过去了，90%的电视剧依然在买收视率。（图片来源：重庆日报）
与前两年收视率动辄破一，还出现多部破二、破三剧的想象相比，2018年电视剧收视率表现低迷，常常给人一种“破一都很难”的印象。基于此，有不少人以为是假收视率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实是受大环境影响，有的人买不起不买了，能买的起的人，大家也会减少预算。”李鹏透露，“比如原先三家剧同时上档，每人花5000万买收视率，如今经济不好，大家只好拿出2000万或3000万做这个事。做还是会做，只是一段时间内‘消费降级’了而已。”
据悉，目前在收视率买卖上，现金交易和账户交易的方式依然并存，其中，账户交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背后可以做很多合法的手段。“举个例子，比如我要请一家公司帮我推广某一部戏，花了三千万、五千万，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合法的市场经营行为。但是拿到钱之后，后面的事情就不一定了。”
同样，收视率买卖的价格变化，也是受到各方面的制衡。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做假收视率不是谁都能干的事，属稀缺性资源，处于垄断性地位，所以价格高低由卖方市场决定；但另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90%存在的买方市场，所以大环境的好坏，又直接影响着收视率买卖的价格。
“比如，行业最近一段时间停项目停的蛮多的，哪家公司手里都有没有卖掉的剧，所以大家压力都很大。在这种钱付不出来，或者说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情况下，它自然会受到影响，价格下降。”李鹏说，“资源方虽然是垄断性的，但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相对而言，控制价格的上下非常容易。”
用关注度代替收视率？
同样是做数据，李鹏透露自己也曾见过一些“资源方”，“他也是一家企业，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样本户。如今是一个洗白的过程，不断把自己公司从收入百分之百的资源买卖，转换成一半来自于这些买卖，另一半做影视投资或其他产业的影视宣发。”
对于90%的电视剧参与收视率买卖一事，李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买收视率有进攻和防守两种目的。进攻就是自己的剧同一档期必须买第一名；还有一种是内容做的还不错，也得买，不买的话数据就掉地上了，惨不忍睹。”
在所有人都被绑架的假收视率面前，有人寄希望于全行业的团结，李鹏却直言：“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个产业链它不只是由剧方和电视台组成的，它还涉及到广告主的权益。这个产业链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加起来可能有几万家公司，让几万家公司联盟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但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内容本身。
此前，索福瑞数据是行业的“通行货币”，但在假收视率日益猖獗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影视从业者呼吁收视率数据的多元化，判定维度的多元化。比如不少同行也开始采用同样做数据的酷云数据、尼尔森数据等。大家也呼吁收视率从此前单一的直播用户的观看数这一判定方式，回归到内容本身来。
“收视率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就是直播点击量。为什么我们用关注度代替收视率，就是希望用关注度的方式把它所有的场景数据能够做统一的记录，不管是直播，还是点播，都是关注度。”李鹏说。视频网站方面，有平台用热度代替了点击率这一评判标准，“这就是由单一指标向多指标转化的概念。因为收视率它只是表达了人们看没看，并没有表达更多内容，比如说这个人看了多久，看了之后喜不喜欢，看了几次等等。”
总而言之，在李鹏看来，“应该用多指标来评价内容，而不是用单一的收视指标或者说互联网的播放量指标来评价内容，这样才更加科学合理。”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基本建成并开通试运行，虽然现阶段这套系统主要定位为主管部门的“内参”，但同时也为业界提供更真实客观的数据。
